美国联邦最高法院5日做出裁决，驳回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威瑞森通信公司（Verizon）关于撤销因非法出售用户实时位置数据而被处以巨额罚款的上诉 ，裁定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行政处罚程序并未侵犯宪法赋予企业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

　　去年，AT&T曾成功说服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对其的罚款 ，而Verizon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则遭遇败诉
。最高法院接手此案旨在解决巡回法院之间的判决分歧。在今日的裁决中，最高法院以 8 比 1 的投票结果推翻了第五巡回法院的判决
，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投了反对票 。

　　2024年 ，因2018年被曝光的违规行为
，AT&T和Verizon被FCC总计处以1.04亿美元的罚款。两家电信运营商在支付罚款后，向巡回上诉法院提出挑战 ，由法官小组对案件进行了审理
。运营商声称
，这种机制剥夺了他们依据《第七修正案》享有的陪审团受审权。

　　然而，在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撰写的多数派意见书中 ，最高法院采纳了FCC的辩词
，即如果运营商拒绝支付罚款且政府试图强行征收，运营商本可以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机会 。运营商要么选择支付罚款并在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申诉 ，要么选择不支付罚款并等待政府采取征收程序
，而后者最终会为每家运营商带来陪审团审判
。罗伯茨写道：“FCC的没收处罚程序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关于《第七修正案》的先例。“涉案命令并未盖棺定论运营商的法律义务，简单来说 ，它们并没有直接创造支付义务 。这些命令也不代表对任何事实的最终裁决，因为在迫使运营商付款之前
，政府必须向陪审团证明其诉求
。 ”

　　在口头辩论期间，大法官们对AT&T和Verizon的诉求表达了怀疑 ，并似乎一致认为
，在法院强制执行之前，FCC的罚款决定不具法律约束力。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将此案形容为运营商在法理上的胜利 ，因为政府承认其命令在未经陪审团审判前不具约束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你们似乎已经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上赢了，
”卡瓦诺对代表运营商的律师表示
。

　　运营商“企图逃避一切责任”

　　倡导组织“公共知识 ”（Public Knowledge）的法律总监约翰·伯格迈尔（John Bergmayer）表示 ，今日的裁决对于捍卫FCC调查并提出可在法院执行的处罚能力至关重要。

　　“最高法院这次做出了正确的裁决
，”伯格迈尔在新闻稿中表示 。“AT&T和Verizon出售了客户位置数据的访问权，随后未能阻止赏金猎人甚至一名恶棍警长利用这些数据去追踪那些完全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用户
。FCC展开了调查 ，认定运营商负有责任并提出了处罚——而运营商随时可以在法院对这些处罚提出挑战。
”

　　伯格迈尔说
，AT&T和Verizon“企图通过声称FCC的既定程序剥夺了其陪审团审判权，来逃避一切责任” ，但最高法院证实了这并非事实 。“这一裁决确保了FCC能够履行国会赋予其的职责。一个无法调查运营商并提出处罚的机构，将失去保护消费者和执法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 ”他说
。

　　针对卡瓦诺在口头辩论中提出的观点，伯格迈尔今日告诉Ars：“你可以对这种定性展开辩论 ，但这本来就是现行的法律。FCC只能通过法院来进行强制执行 。
”他表示
，如果FCC当年做出不同的辩护，它可能早就败诉了
。

　　最高法院今日写道 ，AT&T和Verizon“辩称FCC的没收命令造成了名誉和实际损害
，使他们有权获得陪审团审判”。“他们坚称《第七修正案》适用于此类损害，‘即使不涉及金钱’ 。这一论点很难与《第七修正案》的文本相契合 ，因为该修正案仅适用于‘诉讼标的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诉讼
。 ”

　　除了法院所称的运营商法律理论在“文本上不具可行性
”之外
，大法官们还表示，名誉受损的风险并不会“为行使陪审团权利课以过高的代价”。裁决称 ，在法律程序的初步阶段
，任何一方都可能遭遇名誉受损，“而这从未被认为会构成《第七修正案》层面的问题 ” 。

　　在口头辩论中 ，运营商的律师表示，“合法的当事方
”总是会支付罚款
，并且“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些命令是不具约束力的”
。

　　缺乏法院支持，FCC“无能为力 ”

　　法院写道：“运营商不愿接受资方的妥协（Refusing to take yes for an answer） ，坚称他们实际上必须付款。他们指出
，[《通信法》第503条]使用了听起来带有强制性色彩的词汇——委员会‘裁定’（determine）没收是否合适，‘评估’（assess）此类罚款的‘金额’ ，并‘施加’（impose）该处罚 。
”

　　但法院表示
，这些词汇本身“几乎无法告诉我们，根据第503（b）（4）条发出的命令是否真正盖棺定论了运营商的权利和义务”
。法院称 ，当这些法律措辞被置于整个法定方案的正确语境中时
，显而易见的是，FCC“无能为力对收到没收命令但接受监管的当事方施加任何不利后果 ”。

　　运营商的诉讼依据是最高法院2024年6月对“证券交易委员会诉贾克西案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Jarkesy）的裁决 ，该裁决认定SEC开具罚款的机制侵犯了陪审团受审权 。在今日的裁决中
，最高法院表示：“贾克西案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
”

　　法院表示，在贾克西案中 ，“我们裁定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能利用其内部行政程序施加民事处罚
。那些处罚是可以立即强制执行的；SEC可以扣押收款人的工资，或从其退税中扣除部分罚款。而且
，如果SEC被迫求助于司法手段进行强制执行，是没有陪审团可用的——至少就潜在的法律违规行为而言是这样 。”

　　相比之下 ，要求支付FCC罚款的政府律师必须在初审（de novo trial）中向陪审团证明该公司违反了法律
。最高法院表示：“因此
，就第504条的审判（政府征收罚款的唯一途径）而言，这就如同委员会从未认定过任何事实一样。在受监管方被强令付款之前 ，陪审团拥有最终决定权 。 ”

　　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异议意见

　　托马斯在异议意见中指出
，FCC“自行进行了裁决
”，而不是对运营商发起法院诉讼
。托马斯辩称 ，FCC在其罚款命令中坚称“它可以在不涉及第三条法院（Article III court
，指依宪法第三条设立的联邦法院）的情况下施加这些处罚”，但在随后的诉讼过程中改变了立场。

　　“委员会现在同意 ，如果AT&T和Verizon拒绝付款
，他们将有权在第三条法院获得全新的陪审团审判（jury trial de novo）， ”托马斯写道 。托马斯表示 ，多数派“采纳了政府新编造的说法，即根据该法案
，委员会自封的‘命令’仅仅是不具约束力的通知，受监管的当事方完全可以将其忽略
”
。

　　托马斯支持这种解释 ，并表示它“应当指导未来的诉讼程序
，以便使委员会的执法实践与宪法保持一致”。但对于涉及AT&T和Verizon的这起案件，托马斯辩称FCC并未遵守今日最高法院裁决中所描述的限制 。

　　“如果AT&T和Verizon不付款 ，他们可能会因为无视委员会的没收命令而面临立即到来的法定处罚
， ”托马斯写道
。“作为本院管辖权基础的命令司法审查程序，并没有将这些命令视为自愿付款的请求 ，而是将其视为‘最终命令’。
”

　　托马斯写道：“AT&T和Verizon做出了法院通常鼓励的行为：他们在抗议下付清了款项
，并提起诉讼要求退还款项 。今天，法院却惩罚了AT&T和Verizon ，因为他们遵守了他们善意认为具有强制性的政府命令
，克尽职守地保留了对该命令的异议，并在诉讼中极具成效地申辩 ，以至于促使政府在多年后改变了立场。”

　　在口头辩论中为政府辩护的助理总检察长维维克·苏里（Vivek Suri）将罚款命令形容为更接近起诉书，而非最终处罚
。他指出
，FCC对AT&T的没收命令中写道，“在委员会发出没收命令后 ，AT&T有权在联邦地区法院获得全新审判（trial de novo）
，然后才会被要求支付没收罚款 ”。

　　尽管如此，苏里表示 ，如果FCC在包含命令条款的没收命令章节中
，更清晰地表明其不具约束力的性质，政府或许本可以完全避免这场诉讼 。他说：“我们最多只需要更改命令的措辞即可
。
”